此后我天天查银行户头、电邮信箱、等电话···希望有奇迹出现，找到那笔捐款；但是没有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阿联酋和本地的银行答复依然是：“尽力，有消息立刻通知您。”幸好天无绝人之路，及时雨秀梅把人寿保险金2万余元送到，总算解决了燃‘鼻’之急。
救我的钱竟然是人寿保险金——从保险业角度来看，我算是死了吧——这笔钱就是我的遗产。说起遗产，我无家无业一事无成，只有一墙的书。万一我不治，该如何处置呢？留下来睹物思人徒增父母伤心；捐出去未必有人欣赏我那老古董的口味···还有，该立墓碑供人凭吊吗？父母身后将无人记得我，可又不忍妹妹无处寻我···我事事往最坏里打算，那几天一句话也不说，满脑子胡思乱想。
往医院做前期制作时我犹如行尸走肉。恍惚记得有人领着我到地下层深处，长长的走廊尽头是厚重的石门，里面有个平台。我躺在那儿像刀俎上的鱼肉任人摆布：治疗师拿起一张布网从头颅罩至胸下，然后沾水，柔软的布网渐渐变硬，紧贴着我。
模型制成了，治疗师在边缘钻洞打钉，把我牢牢地扣在平台上。
我无法睁开眼，只听见他叫我别动，现在要用特殊仪器扫瞄肿瘤位置，以得出最精准的3D图像，然后根据这个立体资料设计一套放射范围。“一星期左右就可以开始疗程了，到时电话通知。”
一个星期···还有一个星期我就要被钉在模型里受刑。我忽然想起纽伦堡的女体刑具，只不过我面对的是比钢针厉害百倍的辐射。
这个星期我没白过，那万余元的制作费给得肉痛，就杀上银行大闹，对着一名无辜的女职员吼叫：“弄不见了我的医药费，我癌症死了你们银行负责吗？”又威胁写信到各大报馆投诉，还拟了耸人听闻的标题《无良银行害死癌友》。吓得她连声道歉，当场为我写了一封信到美国总行，保证一定全力追查。我签名时发现日期是3月12日，我廿七岁的生日。
家人知道我烦恼，谁也不提，我竟然忘了自己的生日。只是面子书上不知情的朋友一个个祝我生日快乐、愿望成真。好一个愿望成真——我的愿望是不必医治不必受苦又不必死，可能吗？没有蛋糕没有礼物，只有万余元的卡债和无穷无尽的恐惧！前面等着我的是令人闻之丧胆的电疗与化疗！这会是我最后一个生日吗？
我突然崩溃了，把桌上的东西全扫下来，一面嘶喊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！今天是我的生日！”一面歇斯底里地乱扯乱摔。母亲在门外哭：“B，别这样···”我对她大吼：“你哭什么？我还没死，我死了你再哭不迟！”可怜的妈妈在母难日看着她的女儿失控发狂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房里所有可以砸烂的东西都被我砸烂了。末了力歇声嘶伏在床上哑哑地哭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···可是我一点也不快乐。”感觉好像回到杜拜那时，在湿枕头上自言自语，渐渐睡着。之后我喉咙痛了几天，索性不说话，也没人敢和我说话。只有妹妹继续按摩我的鼻子，我就拥着她饮泣。
一天我接到一通国外电话：“非常对不起！非常对不起！您的汇款找到了，拖了那么久，请原谅本行对您造成的损失。”原来那笔钱一直卡在美国：阿联酋货币与美金挂钩，所有汇款须到美国转一圈再到马来西亚。银行方面的说法是当时情报指出恐怖组织有援金流出。我有个中东名字，在阿拉伯工作，又寄钱到伊斯兰国家，敢情被列为嫌疑犯了。
我不由得好气又好笑：凭国安局无孔不入的监视网，应该查到我只不过是个贫病交加的无宗教信仰者吧？更何况这区区小钱干得了什么恐怖行动？害我平白无故哭闹了一场，我只好安慰自己，说不定发泄发泄有助杀死一些癌细胞，也不枉吓坏家人、砸烂房间、震动邻里、哑了嗓子···。
第二天医院一通电话又把我从天堂拉下地狱：“你后天可以开始电疗了。”
